产品中心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科学技术创新，需要将高科技融入到产业化过程中，这时候，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今，作为国家级开发区队伍里的“排头兵”，34岁的漕河泾开发区跨过而立之年，不断迸发出创新的活力，向着“上海硅谷”稳步迈进。

　　34年的风雨历程，漕河泾开发区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亲历者陈青洲、陆德纯讲述漕河泾开放区的创新之路。

　　口述人：陈青洲，1947年9月出生。1984年到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工作，曾任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企业协会理事长。

　　口述人：陆德纯，1939年8月出生。先后任上海无线厂技术员、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厂长，上海市半导体器件公司副经理、上海市仪表局副局长（兼任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和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司董事长）、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总经理、上海华虹微电子公司总裁、上海华虹国际（美国）公司总裁、科博达技术公司终身顾问等职。

　　陈青洲：建设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建议是在1984年市八届二次人代会上，由汪道涵老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上海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建设中国的微电子工业区。

　　开发区成立初期，由于政府资金紧缺、开发投入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开发区的开发建设依靠土地资源起步，在国家土地仍然实行无偿使用制度的前提下，政府将开发区土地成片划拨给研发企业，利用有限的财力投入通过开发公司实现“开发土地——招商引资——土地收益——再投入土地开发”的成片滚动发展模式。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后，确定了近6平方公里的总体设计，总公司先后五次征用土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共完成了近4平方公里范围的开发。以后，除了开发区本部区域继续开发外，我们又走出去进行了“一区多园”的开发。

　　漕河泾开发区从起步开始，就提出了“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滚动开发、稳步推进”方针，坚持处理好开发建设与保护土地的关系，从产业规划、土地利用、市政建设、服务配套等方面，结合上海的实际，进行科学的用地规划，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一是体现开发区发展的策略。即把有限的土地资源大多数都用在培育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充分依托母城的生活、文化、人才、教育服务等设施。二是体现功能分区合理、产业布局科学。即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注重在总体设计中对各种产业用地进行科学布局。三是体现“环境保护第一”。即注重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工作，编制了环境保护规划，提出了开发区大气、地面水、噪声、绿化保护目标及措施。

　　漕河泾开发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促使总公司不断向土地集约利用方向发展。比如，在设立国家级开发区之前，开发区的产业方向就是增值较高的电子类项目，在土地利用上就比较节约。在提高项目建设的容积率方面，如：对用地标准的控制指标为“容积率1.5—2”，大大高于其他开发区。一家境外公司原购地8000平方米，通过将容积率从原来的1.6提高到2.0，用地缩小到6000平方米。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共建设了超过6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为企业解决载体空间。随着上海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出现，漕河泾地区寸土寸金的位置，使得这类载体的出租出售日益火爆。据统计，开发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1万人在从事高科技的研发、生产和管理工作。另外，公司还开发其他高增值的房地产项目，如住宅、宾馆、商业楼面等。1992年，总公司与徐汇区政府合作，沿街破墙开店，建起了一条长1.6公里的科技商业街，吸纳了100多家技工贸企业。整个园区的工业房地产建设取得了成功。公司也有了利润和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系统。

　　在开发区发展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们科学技术绿洲的建设，这一个项目是中英双方合作项目。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发区经过了十年的初次开发以后，我们也面临着一个老的开发区如何继续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的问题。作为世界500强的英国宇航集团和他的下属的从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科学园区规划设计的发展商阿林顿公司来华考察，我们在与他们接触交流中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理念即“Life”和“All in Park”。“Life”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生活、工作环境的理念，“All in Park”就是建设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的人本的科技园。在他们到中国来以及后来我们回访他们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园区设计理念是我们开发区提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当时我们就结合实际，拿出开发区十分之一的面积共60公顷土地，跟他们共同组成了开发区园中园科技绿洲园的规划设计团队。我们的科技绿洲园设计规划由这样几个含义组成：Top Talent Magnet（智慧高地）、Cutting Edge Technology（科技前沿）、Total Workplace Solution（全方位服务）、World Class & Global Standard（世界级和国际标准）、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特色）。

　　现在我们和英方的合作已经圆满结束，科技绿洲的品牌已完全属于我们并由我们在建设、管理、运营。整个园区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仅达到了超预期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做到了四个突破。第一是我们开发建设理念上的突破。以前我们是建厂房，配合着做道路，种一点绿化。我们现在先把一个园区规划好，营造一个像公园一样的环境，然后在公园环境建好以后，在每一个地块上，按照规划来加我们的建筑，这样把环境和建筑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设计理念，使整个园区规划建设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二是开发模式上突破。以前都是我们独家开发，后来我们学习了人家的做法，合作互补，东西融汇，在模式上做了探索和突破。第三是在招商引资的网络上和项目上我们也取得突破。我们的项目不但是在国内招商，我们还借他人之船到国外去招商。今天科技绿洲内的飞利浦创新科技园，就是我们在国内跟飞利浦（中国）投资公司做项目洽谈，同时由我们的英国合作方直接到荷兰飞利浦总部进行推介和引进，中外联手，建立了一种联合招商的机制，在招商网络上突破了，拓展了，在招商的项目上也更上了一个台阶。第四是管理标准的突破、提升，我们管理标准在园区里实现了“两高两低两多”。“两高”，就是高绿化率、高品质。高绿化率就是达到35％以上的绿化，包括水面；高品质就是建筑选材、施工方面的标准高、质量高。“两低”，就是低容积率和低建筑。我们的容积率比正常的厂房容积率低，我们科学技术绿洲的容积率是在1—1.3之间；什么是低建筑，是指3层到4层的建筑结构，建筑的高度一般不超过30米，既符合国家对工业生产厂房的规定，又把我们园区的环境能做到更好。“两多”，就是多配套和多景观。多配套就是设置餐厅、银行、场所休闲等综合服务设施；多景观就是除了园林式生态设计之外，还有水景观设计。我们在实践中还提出：不是最大、但求最好；内外结合、中西融汇；以人为本、创新创业；效率优先、效益优化；国际认证、国际接轨，这也是我们在科技绿洲建设中的基础要求。另外，还有环保和无损健康的建筑材料，高效的节能措施（能耗最少化，资源的回收最大化），良好的建筑保温，安静的建筑空间（建筑内保持低噪音水平，有充分的降噪措施），还有宽敞的内部空间。我们的厂房每层都是4.2米至4.5米高，这样的室内净高能保证在园区创业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员工有一个更宽畅的空间，我们的产业定位也有了提升。

　　陆德纯：1988年9月，邮电部和上海市为解决上海贝尔公司引进的1240程控交换机核心芯片（CLSI）的国产化问题，决定由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和上海贝尔公司合资组建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重点企业：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选址在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新厂，在该新厂基础上，引进比利时Mitec 公司的9种CLSI 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总投资为8241万美元。但是项目在开始时并不顺利，由于种种原因工厂管理松懈，以至于技术转让不顺，外方经理颇有意见，职工人心惶惶，公司前景黯淡。

　　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到美国访问时，我正在美国AT&T公司参加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在AT&T公司跟我说：贝岭公司现在面临严重困难，希望我回国后到贝岭公司工作以解决此问题，并给了我十六个字的方针“从严治厂、一丝不苟、一鼓作气、奋勇夺标”。听了市长的话后，当时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1990年6月，我回国后，就到了贝岭公司任总经理一职。在刚上任的时候，公司的财务情况已经十分危急，银行存款仅剩1500万，而每个月维持净化厂房的开支就要200万，公司收入却微不足道，如果几个月内再做不出产品，公司就要面临倒闭，技术转让将化为泡影。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我们积极采用国外先进企业管理经验，抛弃陈旧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全力以赴做好技术转让工作，经过全体员工一年多的努力，9种程控交换机专用芯片先后转让成功，其中3种芯片转入批量生产，公司财务情况大为改观，公司面貌也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让贝岭一跃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成功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的标志性企业。

　　尽管初见成效，但我们也面临各种干扰。社会上对改革也颇有微词。贝岭是国内较早成立的合资企业，也是较早实现了高难度芯片的技术转让。但在当时，不少人对高科技的合资企业、从国外技术转让是有看法的，他们都以为民族工业就是要关起门自己研究，与外资完全撇清关系。同时，计划经济的习惯势力依旧存在，对公司的运作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而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小平同志视察了贝岭公司。

　　1992年2月初，上海贝岭公司接到上级部门一个通知：春节休假后有重要接待任务，让我务必认真准备。几天后明确告知，前来视察的将是小平同志。

　　1992年2月10日这一天，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7摄氏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开发区，因地势开阔，还显得有些寒冷。但此时此刻，我和300余位贝岭公司员工的心却是暖流涌动，小平同志要到我们贝岭公司视察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我和上海市仪表局的党委书记林树楠、局长宋仪侨早早地在公司迎候。

　　9点15分，开进来几辆面包车，一下来就看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和在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黄菊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我们快速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我们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室离车间较远，我决定将接待室安排在车间的维修室内，小平同志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公司概况，产品的技术等级和技术转让的情况。小平同志听得很仔细。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会问问身边的女儿。小平同志一边听，还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为了让小平同志对贝岭公司的产品有一个更直接的印象，我还拿着公司生产的样品和放大了500倍的版图说：这是贝岭公司目前主要为上海贝尔电话公司的程控交换机提供国产化最关键的9种大规模集成电路，这9种产品已全部出样，其中3种已大规模生产，销售额已达225万美元。听到这里，小平同志十分高兴，微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祝贺你们高技术产品产业化。”接着我说：这9种集成电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技术水平最高的芯片时，小平赞扬说：“技术要高、高、高，更高！”接着说：“要把产品做得小、小、小，更小！”在场的同志听了两位老人的话，一起笑了起来。

　　来到分析室，公司已准备了一架显微镜，可拿来观察硅片表面线路分布情况。小平同志看了后说：“集成电路就像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我说，这个比喻好，集成电路的线路分布确实很像高楼大厦。

　　净化车间是小平同志来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的洁净度要求极高，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更换净化工作服。要经过风淋通道，风机自动吹出力很强的清洁空气，以清除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当时，我对小平同志是否进入净化车间曾经反复权衡。我想，更换服装麻烦一些，倒可以克服，就是那个风淋通道，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此外，净化车间的空气，靠排风设备保持空气的质量，应该说没什么问题，但小平同志进来参观时，万一停电怎么办？权衡再三，我觉得有风险，还是不进为好。最后决定，请小平同志通过观察窗来察看。

　　当时，我站在观察窗旁边，向小平同志汇报：这个车间里面都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测试仪器。其中大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靠窗口很近的一台设备是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首次引入中国的。假如没有这些设备，贝岭公司就无法生产这样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小平同志指着这些引进的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宋仪侨和我都回答：“姓‘社’。”

　　小平同志点着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姓‘社’了。”

　　接着，小平同志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老人家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

　　听着小平同志的话，我心中十分感慨。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个行业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为了少走弯路，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和外国公司合作，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上海贝岭公司的成功，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小平同志的这一席话是对当前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考察结束了，面包车已经等在门口，准备等小平同志上车。小平同志走出车间来到公司大道，看到了许多许多想与小平同志见面的员工，他老人家没有立即上车，而是走到公司员工中间。场面顿时沸腾起来，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员工伸出手去，与小平同志热情握手；好几位员工和小平同志作了感人的对话。记者们立即把照相机、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这个欢乐的场面，记录了这没有预想到的欢乐场景。

　　小平同志的讲话，不仅是给贝岭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上海乃至中国千千万万的企业吃了定心丸。小平的考察不仅增强了我们合资企业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引入先进的技术的发展之路。小平同志视察贝岭后，贝岭的发展慢慢的变好。1993年至1995年，贝岭的经济效益名列全国同行业第一位。而我也在1996年年初调去参加中国更大的集成电路项目：909工程（上海华虹集团公司的前身）的建设。现在，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的芯片工业日益壮大。这个局面，是坚持走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结果。

　　如果说贝岭的成功受益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那么公司所处的漕河泾开发区，则更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

　　陈青洲：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获国务院批准后，漕河泾在决定开发区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确定了自己的定位——科技产业园区。就是说漕河泾开发区不单是搞科研的地方，而且是有产业的，这个产业又不是一般的产业，它是要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或者说要有较高的科技含量的。产业要有科技引领，科研成果要把它产业化。三十多年来，我们按照科技产业园区的定位一直坚持到今天。现在我们整个发展的目标，也是按照这样提的，要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的多功能综合性科技产业园区，落脚还是科技产业园区。

　　我觉得我们开发区发展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有三句话，这三句话的核心词是六个字：“发展、创新、实践”。发展，就是靠发展解决困难；创新，就是用创新应对挑战；实践，就是以实践赢得机遇。靠发展解决困难，发展中的困难只有靠发展来解决，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困难时时有，开发步步进，办法总比困难多。开发区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一切无从谈起。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是用创新应对挑战。因为开发区是新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没有现成模式，我们要不断进行探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来不断用创新的理念来加以突破。人家没有做过的，我们要争取试；人有的，我们要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这样才可以体现我们这个园区不停地改进革新的执着精神。

　　第三句话是以实践赢得机遇。开发区是靠干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求真务实，就是要真心实意，真才实学，真抓实干，真效实绩。首先，我们要真心实意，同时要有真才实学，还要真抓实干，最后，我们才可以取得真效实绩。真心实意想干事，真才实学能干事，真抓实干肯干事，真效实绩干成事。我们要求真务实、实干兴区，有了这样一个实践第一的观点，才能把我们的开发区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 以上内容摘自《口述徐汇改革开放（1978-2018）》，本书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之一种，该系列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