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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方地区出土的商代硬陶和原始瓷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赞同北方地区出土的商代前期硬陶和原始瓷来源于南方说，具体而言来自江西地区。有关硬陶和原始瓷可分为5组，其中3组可能产自赣西北，1组产自角山文化区，另1组可能产自吴城文化核心区，但也不排除赣西北也有产地。

　　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的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商代前期是探索其起源的关键时期。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各地原始瓷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或略早之时，主要见于江西赣江流域、长三角以及福建、广东东部地区，其中在北方地区多见于商代都城遗址如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洹北商城，其他中小型聚落中少见。

　　如今关于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的来源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有“本地生产说”和“南方说”两种。由于原始瓷与硬陶在生产、流通、出土等方面有明确的关联，两者如影随形，相关研究中常将两者合并进行讨论。很多讨论中主要以有关样品的检测成份分析为主要依据，缺少对产品实物的类型对比以及量化分析。笔者认为，加强考古类型学分析和文化风格对比研究，是探讨硬陶和原始瓷来源的前提和重要手段，同时结合其他方面的研究，才能得出更为可信的认识。

　　笔者曾对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作过系统的类型学分析和年代推定[1]，将有关器物统一分为高领尊、大口矮领尊、杯、大口高领罐、大口中领罐、中小口中领罐、短领圆腹罐、中斜领圆腹罐、短领折沿圆肩带耳罐、束颈圜底罐、高领平底罐、侈口圜底罐、侈口短领折肩罐、侈口短领矮肩罐、短斜领束颈罐、短领圆肩罐、中口高领弦纹罐、壶、缽以及其他罐类器等28类。从年代看，它们最早出现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延续到殷墟一期，以二里岗上层一期和二期者较多。下面就其来源作进一步讨论。

　　1949年以来，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展开，在商周时期遗址中相继发现了硬陶和原始瓷，其中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的来源很快引起了学界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出土了带青灰色透明釉的豆和罐类“瓷片”[2]，对“瓷片”的检测数据作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其主要化学成分与北方青瓷差别很大，而与浙江一带的吴越青瓷非常接近。夏鼐从出土数量、器物类别、传承关系等多方面分析，推断它们是在南方烧造的[3]，即学界熟知的“南方说”。安金槐以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的商代硬陶和原始瓷残片为研究重点，认为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原始瓷应为本地生产[4]，即“北方说”。

　　随着对商代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检测数据的增加，讨论原始瓷的来源、产地的条件愈加成熟。我们认为，相关研究涉及原料、产品种类及其文化风格等，对有关标本进行检测分析也是重要的技术手段。前述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出现于二里岗上层一期，由此以下到洹北商城晚期（殷墟一期），器类及其整体文化风格一致。商代前期无疑是探讨北方地区原始瓷产地和来源的关键时期。同时，硬陶与原始瓷在生产、流通、出土等方面有明确的关联，需要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作综合研究。

　　从原料来说，包括商代在内，常见的硬陶和原始瓷的胎料以高岭土为基本原料。高岭土本身含铝量高，含钾、钠少，因而熔点高，它与后代烧造瓷器的原料相同，与各地烧造普通陶器的含Fe2O3较高的易熔性粘土不同。高岭土的化学成分主要是SiO2、Al2O3和H2O，由于成矿及其他原因，往往含Fe2O3、TiO2、CaO、MgO、K2O、Na2O等成分。不同成因类型的矿床，矿石化学成分稍有差异，按硅、铝的相对含量大致可分三类[5]。第一类是硅高铝低型，包括酸性脉岩和凝灰岩风化成因、凝灰岩蚀变成因和绢英岩等类矿床的矿石，一般SiO2含量高于65%，Al2O3含量低于24%。第二类是硅低铝高型，淋滤充填、充填物蚀变和含煤建造沉积型矿床的矿石属于此类，一般SiO2在50%以下，Al2O3在30%以上，一些矿床的矿石化学分析结果很接近高岭石的理论值。第三类是中间型，以花岗岩—伟晶岩风化型和碎屑建造沉积型矿床为代表，SiO2在46～74%，Al2O3在20～36%之间，矿石化学成分受原岩和沉积条件影响较大。有害组分Fe2O3和TiO2—般在沉积型矿床中较高，其次是风化型高岭土，在近地面处含量往往较高，蚀变型矿床中，铁质最少。

　　根据中国粘土矿地质资料分析，北方地区的高岭土多属沉积型高岭土，矿床在古生代及中生代煤系地层内，高岭土的化学组成中，主体成分含有较多的Al2O3，而SiO2低，碎屑矿物较少，粘性较大，吸附性较强；南方的高岭土在成因上与花岗岩等酸性火成岩有关，多属风化型或热液型，其中SiO2高，Al2O3含量则低，有机质含量少，碎屑矿物较多，使粘性与吸附性减小[6]。商代硬陶和原始瓷发达的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东等省，分布有瓷石类粘土，它是细粒脉岩风化而成的高岭土，风化带上部呈土状产出者称瓷土，是南方地区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制瓷原料，化学组成以硅高铝低为特点，Al2O3成分占12～20%、SiO2为70～80%，另含有适量的助熔剂（CaO、MgO、K2O、Na20，占1.3～7.6%）和少量Fe2O3（占0.3～1.5%)，不加入其他配料可单独使用，能在1200℃左右烧结成瓷[7]。正由于南、北原料本身的差异，造成成熟的北方瓷器多属高铝质瓷，南方则多属高硅质瓷[8]。如成熟的北方各窑的瓷胎中含Al2O3高达22～33%，南方各窑的瓷胎中含SiO2偏高，高达77%以上[9]。

　　综合有关检测数据和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可知，北方地区商周时期硬陶和原始瓷的化学组成中，主体成分表现为SiO2高、Al2O3低、低熔剂的特点，这与南方产瓷石类粘土基本相似，而与北方地区瓷土的化学组成不同[10]。其中中原与吴城的原始瓷的检测数据明显有可比性，SiO2在74%以上，Al2O3为11～18%，Fe2O3在1～2%以下[11]。所以，一些学者以商周硬陶和原始瓷标本的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结果为主要证据，赞同“南方说”[12]。

　　然而，也有学者依据一些检测分析数据，不支持北方商代原始瓷来源于南方的观点，推定原始瓷具有多个产地[13]，对北方黄河流域的郑州商城、山西垣曲、山东大辛庄与吴城原始瓷等几个遗址的有关样品作了微量元素分析，所见Li、Lu、Cs、Se、Co、Th、Hf、Eu等大部分微量元素组合特征有明显的差异，由此认为北方原始瓷应为本地烧造[14]。后以同样的方法，对小双桥和吴城遗址出土的34个硬陶和原始瓷样品进行了测定对比，同样得出小双桥遗址出土原始瓷应为本地烧造的结论[15]。直到最近仍然坚持认为，包括殷墟在内的北方原始瓷是本地生产的[16]。实际上，由于中国南北各地高岭土的成矿条件有差异，各地有关测试样品之间的微量元素含量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由此也难以推定北方地区的原始瓷是本地生产的结论。

　　“北方说”面对的更大挑战，还在于南、北方地区硬陶和原始瓷，在出土数量、产品种类及文化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比较大。

　　安金槐在《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中举证北方本地烧造的证据有四[17]，一是郑州附近盛产制瓷的高岭土和釉料，可就地取材以烧造原始瓷器；二是郑州商城生产的原始瓷以敞口、高颈、折肩鼓腹的圜底尊最多，它与当地出土的陶尊形态相似度高，而在吴城却未见此种器；三是原始瓷的纹饰如方格纹、条纹、云雷纹、S形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在同期普通陶器中也是常见的；四是在郑州商代遗址中曾发现两片被烧裂的残瓷片，如果商代原始瓷器是由远方输入的话，缺陷和烧坏的瓷器不会被远距离流通，所以认为这些应当是在郑州附近烧造的。后又多次著文，所作的讨论大体没有超出此篇。现在，“北方说”仍有学者赞同[18]，所举理由依然没有超出安金槐的举证。

　　现在看来，安氏所举四条中，第一条看上去有道理，但如上文所述，有关检测数据对比分析并不支持“北方说”。至于第四条，因那种残次品出土太少，并不能成为证明是本地生产的强证。第二、三条则明显有问题，所举郑州商城的原始瓷尊（本文称大口高领罐、中口中领罐、中小口中领罐）并不与本地常见的陶尊相似，而与南方的盘龙城和江西地区的同类器相似，而且不论数量、器物种类，在南方一带明显更多，南、北两个地区间的又明显具有可比性。

　　北方地区出土商代硬陶和原始瓷以郑州商城最多，其中二里岗上层一期所出占陶系总数的0.2%左右[19]。笔者统计，考古报告和简报中刊发的北方地区硬陶和原始瓷标本，可知器形的不到70件，其他还有一些残片，无法确定器形，总体来说数量很少。而同时期的江西地区，一些发掘面积比较大的遗址如吴城、婺源茅坦庄、角山等商代遗址中出土的硬陶和原始瓷更多。吴城遗址商代遗存分三期，时代早到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一期，下限晚到商代后期。对吴城商代遗存部分单位的陶系统计可知[20]，第一期中普通陶器约为79.65%，硬陶占16.28%，釉陶3.84%，原始瓷0.23%；第二期中普通陶器约占77%，硬陶21.28%，釉陶3.87%，原始瓷1.21%；第三期中普通陶器约为58.5%，硬陶22.58%，釉陶6.6%，原始瓷12.6%。可见三期中虽然以普通陶器为主，但硬陶、原始瓷的比例不断增加，尤其到第三期，普通陶器大减，硬陶和原始瓷显著增加。茅坦庄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商代遗存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以灰色硬陶的数量最多，约占出土陶片总数的70%以上，但少见釉陶，不见原始瓷[21]。角山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相当于洹北商城时期，陶系以几何形印纹硬陶为主，也有少量的原始瓷；很多遗迹中出土的硬陶所占比例过半甚至更高，普通陶器明显少[22]，可见角山是一处烧造硬陶为主的窑场。还有一些考古工作少的遗址中出土硬陶和原始瓷比例明显高，如位于赣西北地区德安的猪山垅[23]，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商代遗存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和洹北商城早期，其中普通灰陶和红陶占41%，灰色硬陶数量最多，占50%，釉陶和原始瓷占6%。从已披露的遗址资料推断，赣江流域这样的遗址应该不少。由于一些考古报告和简报中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不能作详细讨论。此外，盘龙城所出也有一定数量，但明显没有前面几个遗址的多，其中盘龙城第一到三期硬陶分别占1.01%、1.42%、2.03%，第四到七期的硬陶和原始瓷比例分别为2.1%、1.85%、2.96%、3.35%[24]。相比之下，北方地区出土硬陶和原始瓷与上举同时期南方的遗址所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再来看产品种类及其可比性。陶质类器具是商周时期发现最多的器物，几乎每个遗址都是如此。商代前期商文化以郑州商城遗址为代表。郑州商城遗址总面积超过9平方千米，内城面积3.7平方千米，是商代前期最大的城址，建筑等级高，文化遗存丰富，商文化风格典型、鲜明。构成典型器物群的普通陶器器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盂、缽、勺、杯、觚、爵、瓿、罍、尊、壶、盉、盘、刻槽盆、盆、罐、瓮、加砂罐、缸、大口尊、器盖等27类，青铜容器有鼎、鬲、斝、簋、盂、觚、爵、罍、尊、盘、壶、盉等。前述北方地区出土的硬陶和原始瓷器类有高领尊、大口矮领尊、杯、大口高领罐、大口中领罐、中小口中领罐、短领圆腹罐、中斜领圆腹罐、短领折沿圆肩带耳罐、束颈圜底罐、高领平底罐、侈口圜底罐、侈口短领折肩罐、侈口短领矮肩罐、短斜领束颈罐、短领圆肩罐、中口高领弦纹罐、壶、缽以及其他罐类器。两相比较，两者在器物种类及其形态、装饰等方面明显不同。从硬陶和原始瓷多见于商代都城和大型聚落、主要出于高级墓葬可知，它们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作为当时一种品质明显优于普通陶器的高档产品，在当时最大的城市如郑州商城和北方其他一些中心性聚邑进行本地生产，从逻辑上来说再正常不过，也必然成为最常见、数量最多的典型陶器群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与商文化典型的普通陶器数量大、共出频率高、演变序列清晰等特点相比，同出的硬陶和原始瓷数量明显少，零碎，不成序列，需要将南方的盘龙城和江西地区同时期遗址的标本纳入方能看清器物的演变轨迹。

　　两者常见的纹饰种类也多不相同。商文化典型器物群的陶器表面大多为绳纹，其他还有弦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等，几何形印纹常见有方格纹、云雷纹，但较少。硬陶和原始瓷的表面装饰主要为几何形印纹，如小方格纹、云雷纹、叶脉纹，其他还有席纹或编织纹、圆圈纹、S形纹、绳纹、弦纹等。

　　如果北方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是本地生产的，为什么少见商文化典型陶器群中流行的器类及其装饰呢？相反，与北方地区相同的硬陶和原始瓷，在南方的盘龙城和江西地区不仅器物种类、出土数量更多，而且两个地区的器类形态和装饰大多相同，可比性强。经笔者统计，盘龙城和江西地区出土的商代前期硬陶和原始瓷器类完全覆盖了北方地区已知群组的种类，北方另有一些器类还无法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明显与盘龙城和江西地区者相同。

　　总之，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不论器物种类还是出土数量，显然无法与南方相比，尤其像郑州商城这个当时最大的中心城市，出土数量之少，比之赣江流域的商代遗址相差甚远，也比南方商文化中心城址的盘龙城少；盘龙城和江西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在器类、形态和装饰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这都是“北方说”难以回答的。正由于此，安金槐虽然提出了“北方说”，但后来又放弃了，赞同原始瓷的生产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25]。综合来看，“南方说”更有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湖州和德清境内的东苕溪流域发现有烧造硬陶和原始瓷窑址群[26]。其中在湖州青山地区，共发现了南山窑址等20多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商代窑址群。南山窑址的时代，经测年确定可早到商代早期甚至更早一点，原始瓷器类有罐、豆等。邻近的德清龙山地区也发现商代窑址群，有的窑址产品以印纹硬陶为主，主要产品是器形巨大的坛、瓮等；也有少量的原始瓷，原始瓷器形主要是豆。湖州瓢山窑址的时代更早，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晚期。加上德清火烧山和亭子桥东周窑址，基本建立起了本地区夏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硬陶和原始瓷比较完整的年代标尺，可见这个地区是研究古代制瓷技术起源的重要的地区。此外，在福建有武夷山的竹林坑窑址[27]、永春苦寨坑[28]与德化辽田尖山窑址[29]等，测年数据也早到商代前期，所出的原始瓷的器类主要为罐与豆等。有研究讨论到它们与北方地区的联系。但这些地区所出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产品，从形态看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基本没有可比性，两个地区的产品的种类和形态不同，讨论两者间是否有源流关系也就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是商代前期北方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的来源地。

　　前举北方地区出土硬陶和原始瓷与盘龙城和江西地区所出在器类、形态和装饰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有关地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是明确的。其中盘龙城遗址是商考古学文化盘龙城类型的中心性遗址。吴城商代遗址属于吴城文化，吴城文化主要分布于以赣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在其东北方向是以茅坦庄和角山商代遗址为代表的赣东北考古学文化，或称为万年文化[30]或角山文化[31]。在吴城文化西北的赣西北地区是以德安猪山垅、石灰山[32]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一般归入为吴城文化，或称为石灰山文化[33]。赣西北地区的北方不远为盘龙城遗址，东南方向为吴城遗址，这里考古工作虽然不太多，已知吴城文化、盘龙城商文化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因素显著，显示此区域考古学文化具有一定独特性，对该地区商代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定性需要更多资料。由于盘龙城、吴城、角山等遗址考古工作比较多，各自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是明确的，几个文化的主要器物群也是明确的，可以确定各自典型陶质类器物群的产品应该出自本考古学文化分布区。上举四个考古学文化区中，盘龙城商代遗址的硬陶和原始瓷比例最低，典型普通陶器群中几乎没有与硬陶和原始瓷器类相同的器类，而在吴城文化、角山文化、赣西北地区的商古学文化中，硬陶和原始瓷的比例高，普通陶器中也有与硬陶和原始瓷中相同的器类，而且同时期的同类器物形态相同，数量很多。由此推知，江西地区才是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硬陶和原始瓷的来源地。还要说明的是，福建西北地区的光泽墓葬显示，那里也有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其中有的原始瓷质的中小口中领罐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但与北方、盘龙城、赣西北地区相比明显很少；墓葬硬陶更多，与角山文化所出非常接近，显示出那里的硬陶和原始瓷应该是从江西地区输入的，并非原产地。

　　综上讨论，笔者赞同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来源于南方说，具体应在以江西地区为中心的地区。

　　前述赞同“南方说”的一些研究文献中，有的更指明了商代原始瓷的生产地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地区，认为南方印纹陶、原始瓷烧造中心，从商到周经历了从江西转移到吴越地区的过程[34]，或认为吴城及其邻近地区就很可能是商代原始瓷器的生产与供应基地，但生产中心不是一个遗址而是一个地区[35]，或认为黄河流域出土早、中商时期的原始瓷器可能来源于盘龙城、吴城、福建光泽的池湖等多个地点[36]。通览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关发现，这个问题还可作进一步探讨。

　　如果以有关器物产品的空间分布、考古学文化因素及其定量分析为依据，再对比南方长江中游一带的同时期发现，可将北方地区文化风格明确的硬陶和原始瓷分为A～E组等5组。下面分组作讨论。

　　A组：有高领尊(图一，1)，除北方地区出土外，还见于南方的武汉盘龙城遗址。

　　Ba组：器物肩部无横向折棱。有A型大口高领罐(图一，2)、A型中小口中领罐(图一，3～5)。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武汉盘龙城、赣西北、吴城。

　　Bb组：器物肩部有横向折棱。B型大口高领罐、大口中领罐（图一，6、7）、B型中小口中领罐。除郑州商城和小双桥出土外，还见于武汉盘龙城、铜鼓平顶垴。

　　C组：有A型（图二，1）、B型（图二，2）、C型杯、短领圆腹罐（图二，4）、中斜领圆腹罐（图二，11）、短领折沿圆肩带耳罐（图二，12）、束颈圜底罐（图二，6～8）、高领平底罐（图二，5）、侈口短领矮肩罐（图二，3）、侈口圜底罐(图二，9、10)。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武汉盘龙城。

　　D组：有大口矮领尊(图三，1、2)、侈口短领折肩罐(图三，3)、中口高领弦纹罐(图三，4)。见于北方地区、盘龙城、赣西北、吴城。

　　E组：有D型杯、短斜领束颈罐(图三，5)、短领圆肩罐(图三，6)。见于北方地区、以茅坦庄和角山为代表的赣东北商代文化。

　　此外，其他器类有小口卷沿鼓腹罐、小口卷沿折腹罐、小口高领罐、折沿鼓腹罐、大口折沿折腹罐、短领鼓腹罐、侈口束颈罐、中领直口罐、敛口罐以及壶、缽等，目前无法确认它们各自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但它们并非同属一组，很可能来自多个文化，文化风格明显与盘龙城和江西地区商古学文化相同。综合考虑，也只能来自江西地区。

　　先说Ba组，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盘龙城、赣西北、吴城。其中赣西北的铜鼓平顶垴的发现令人瞩目。这是一处坡状台地类型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高出周围地面约30米。其中出土有Ba组原始瓷大口高领罐，造型规整，形体硕大，印纹规整，器表施釉，为吴城文化乃至于整个江西地区罕见[37]。遗址发现有陶窑2处，还有其他手工业作坊。这里应该是一处烧制硬陶和原始瓷的窑场。吴城遗址也出此类器物，也发现有龙窑窑址，按理可烧制此类器。虽然吴城经过多次发掘，实际出土Ba硬陶和原始瓷并不多，而且集中在二里岗上层一期，形态与平顶垴所出酷似；吴城反倒最多的硬陶和原始瓷是大口矮领尊、大口尊、折肩罐、中口高领弦纹罐等，延续时间长，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到洹北商城晚期（殷墟一期），由此推知Ba组非吴城文化核心区的产品。前述盘龙城虽然出Ba组，但明显非盘龙城商文化类型的典型风格。由此推知，Ba组的产地当为赣西北地区。平顶垴所在的铜鼓东南100余千米到吴城遗址，吴城所出原始瓷与平顶垴酷似，应该是直接输入的。

　　Bb组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盘龙城。Bb组的器物形态与Ba组很相似，数量少，当为仿制品，两者的产地相互不会很远。此组不见于考古工作比较充分的吴城，可见非吴城文化核心区的产品。此组同样非盘龙城商文化类型的典型风格。由此推测，Bb组的产地也应为赣西北地区，但目前没有发现具体产地。

　　C组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盘龙城、赣西北。本组器类不仅不见于盘龙城普通陶器，装饰尤其是肩、腹上的爪形耳或纽不见于盘龙城商文化类型的普通陶器，但在赣西北商代文化、吴城文化中流行，角山文化的部分陶器上也有。其中短领折沿圆肩带耳罐、侈口圜底罐见于赣西北，吴城、角山则未见。推知此组可能也产自赣西北。

　　D组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赣西北、吴城。前述D组器类是吴城文化的典型器类，不仅有普通陶质的，还有硬陶和原始瓷。表一所见D组的大口矮领尊、侈口短领折肩罐、中口高领弦纹罐A型都是吴城文化的典型器物，数量多，所以吴城文化核心区肯定是D组的主要产地。此外，D组器物也见于赣西北，该区也不排除为D组产地的可能性，限于资料有限，目前无法详细讨论。

　　E组除见于北方地区外，还见于角山文化。表一显示属于E组的短领圆肩罐、中口高领弦纹罐B型是角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数量多，其他文化区域则少见；短斜领束颈罐也有发现。推知E组的产地为角山文化区。

　　最后来说A组。它除见于北方地区外，目前见于盘龙城，考古工作充分的吴城、角山都未见。属于A组的高领尊，形态与同期的青铜尊相似，盘龙城无疑是商代前期青铜器的重要产地。但前论盘龙城很可能不生产硬陶和原始瓷器，故此排除为盘龙城生产。由于B、C、D组等3组的产地与赣西北地区有关，该区域的商文化因素浓厚，特色鲜明，推测A组的产地也可能为赣西北。

　　本文赞同北方地区出土商代前期的硬陶和原始瓷来源于南方说，具体说来自江西地区。文化风格明确的硬陶和原始瓷可分A～E组等5组，其中B、C组可能产自赣西北，D组可能产自吴城文化核心区，但也不排除赣西北也有产地，E组产自角山文化区。推测A组的产地可能为赣西北，但目前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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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羊泽林.福建永春苦寨坑发现原始青瓷窑址[J].中国文物报,2017-03-10(8).b.羊泽林.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J].大众考古,2016(11).

　　[32] a.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J].东南文化,1989(4-5).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J].南方文物,1998(4).

　　[36] 黎海超,耿庆刚.黄河流域商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产地研究——以郑州商城和殷墟为中心[J].江汉考古,2017(4):40.

　　[3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2(6):30.

　　（作者：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