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淋房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就是开发上海的浦东。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仍然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的财政的贡献曾经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

　　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方的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各省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逐渐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着独特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的诸多优势，都预示着上海有着快速地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这条龙的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寰宇的龙飞升！

　　当时由于上海的整体发展都在浦西，在上海也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可见浦东发展之落后。

　　而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这块棋盘上，着眼，将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视察上海，关切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当时明确说道：

　　上海浦东的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情。浦东的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这是全国的事情。

　　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是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3月3日，又找来了几位中央负责的同志，关于发展上海浦东的问题进行了谈话：

　　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的滑坡问题，我担心会滑坡。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发生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很多是由于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张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师停留在低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很难有所提高。

　　人民为什么现在会拥护我们？主要是因为这10年是有发展的，发展得很明显。假如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必要，但仅仅靠这个是不够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速度，要体现在人民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拿出具体的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发资源。

　　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中国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一番慷慨激昂的讲线月，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之后，1991年1月28日晚，所乘坐的专车抵达了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了上海市委书记的汇报。

　　在听到上海在去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还是十分困难，对他说：

　　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抓得太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要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那一年，确定了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上考虑的。当时深圳毗邻香港，珠海毗邻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中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得多。但唯独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这方面的优势。

　　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之前这些城市的经验，可以搞得更好一些，后来居上。

　　2月18日，在农历的大年初四这天上午，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边的上海市长：

　　在这个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的地图，在地图的旁边，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备战时的情景一样。

　　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就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市委书记向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在听了之后，精辟地说：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也就都活了，上海在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就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开始做起来。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样的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子，试第一个就要有失败的准备，失败了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上海期间以及离开上海不久，上海市委在机关报纸《解放日报》中传达了的思想观点。由于当时已经退休，不便正式传达，只能以社论的形式进行非正式的表达。

　　2月15日，《解放日报》中的头版，发表了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这一个名字中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式，对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

　　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发表的时间是用尽心思，单凭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这天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

　　文章中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在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有联系上海的发展实际，比后来的文章要显得谨慎了很多。

　　皇甫平的几篇文章，是将的讲话，分为几个重点贯穿其中。虽然是结合了上海的实践论。但由于文章中“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且将思想解放和选人用人联系起来。

　　这样的观点，不禁引发了全国性更大层面上，关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而这场争论的维持的时间非常长，反映了理论界的不同的思想观点。

　　当时《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周瑞金，他是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主要作者之一。

　　当时，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敏感，我觉得同志的两次谈话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做出一番新的鼓动。这不仅仅是对上海工作，对全国都有着很深刻的指导意义。

　　《解放日报》的几篇评论，当时被称为“吹来一股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问报社，这篇文章的作者“皇甫平”是谁，并有很多人表示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对“皇甫平”文章进行了责难和批判，有的人甚至明目张胆的，借着批判“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的机会，将矛头指向了同志。

　　当时，周瑞金在撰写文章时，也是有着一定冒着风险的思想准备。但他没想到，几篇署名的评论会招致如此的火力凶猛地“大批判”。

　　周瑞金当时也想写几篇文章进行反驳，但当时上海的领导出于维护大局考虑，决定将此事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周瑞金为了顾全大局，便对这些责难的批判，不予置理。

　　其实，虽然没有专门写文章反驳，但《解放日报》也并没有对此停止争论，只是对争论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的名字改为了“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了华北平原，越过了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先后到达了武昌、长沙、深圳、珠海、顺德、鹰潭，分别进行了视察，随着鹰潭的考察结束，列车一声长鸣，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从1985年之后，第五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也是他退休之后，第三次在上海过年，而上海也是这次南方之行的最后一站。

　　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握着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事业。”

　　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一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

　　正月初四（1992年2月7日）这一天，、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了高达50米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是伟大。”

　　说着，指了指大桥横梁上，镶嵌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提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惹得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了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一个重要的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来呢？会不会是……

　　2月10日这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7摄氏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天气显得格外寒冷。

　　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知道同志要来自己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是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就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最新的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距离主厂房比较近，的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会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上的含金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听得很是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楚的，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

　　和一边听着，一边拿起了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公司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的情况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

　　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同志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通过过道观察窗来察看。

　　“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验测试仪器。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假如没有它们，贝岭公司的高技术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听到这里，指着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同志发问道：“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隶属于社会主义？”

　　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它们是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了。”

　　接着，又为在场的同志们分析，苏联原本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自己闭关自守而导致了落后，戈尔巴乔夫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最后落得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的大一些。”

　　2月18日，正式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当天晚上， 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由于公务缠身，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上过商店游览购物了。到来的喜讯，此刻已经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三楼的服装柜台，正准备走向电梯，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马桂宁，立刻走了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逐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

　　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10元，买了4盒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4支口红形状的橡皮，转身送给孙子孙女们。他对孩子们说：“铅笔是让你们好好学习，橡皮就是要让你们明白，错了就要改。”他还对孙辈们说：“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出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的。”

　　马桂宁用包装纸，将铅笔、橡皮包装好，装进了塑料袋，递给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

　　2月20日，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了上海返回北京。

　　从1989年退休后，连续七年来到上海过春节，他不断调上海，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发展机遇。

　　而这位退休老人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也都收录在了他的《文选》之中，能够说是老人最后的“政治交代”或能够说是“政治遗嘱”。全国上下从此，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

　　时至今日，浦东的开发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上海的这30年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是一条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是一条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