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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国宏观逆周期调控的重要工具。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稳定就业，中长期内有利于提升潜在产出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区域均衡发展。同时，基础设施投资还有利于改善居民福利，加强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保障国家安全。
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对稳投资支撑作用明显。2003年至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整体年均复合增速达17.3%。2018年开始，受多重因素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度下滑，2018年至2021年，年均复合增速仅为2.2%。2022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有效投资政策推动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升至11.5%。
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投资“削峰填谷”、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明显。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连续5年累计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中央储备粮库等基础设施项目。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政府推出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近3万亿元。2012年，国家陆续出台支持棚户区改造、铁路、信息消费、节能环保等调结构、稳增长的刺激政策。每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都推动我们国家基础设施出现飞跃式发展，不仅弥补了基础设施短板，也为下一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讲，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渐进演变，以提高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的适应性。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以能源和交通为主导，并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开始，受益于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开始加快，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占比逐渐提升。“十二五”时期，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占比超过交通运输业成为中国投资占比最大的基础设施行业。受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大发展推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出现较快增长。“十三五”以来，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受到广泛关注，成为政府支持和社会投资的热点，并且延续至今。
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在政策、资金上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增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率先发力，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从2003年的26%上升至2017年的36%。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从“十二五”后期开始加快，占比从2012年的20.5%增加至2020年的24.7%。东北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呈先增后降的趋势。截至2020年，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分别为37.5%、24.7%、34%和3.8%。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提升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四十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我国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在各方面明显提高。综合交通运输加速成网，服务能力明显提升；能源供给和储备体系逐渐完备，能源自主保障能力保持在80%以上；水利建设慢慢地增加，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江河防洪、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水利工程体系；通信网络覆盖全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广及运用方面实现全面发展。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基础设施整体竞争力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6位，部分领域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竞争力排第24位，特别是在连通性方面排名明显靠前；电力可获得性达到100%，电力供给质量排名第18位。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支撑保障作用显著地增强。在当前地方政府稳增长压力增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效益变得更重要。未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坚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聚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调结构、提品质，在减缓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夯实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基础设施投资向调结构、提品质方向转变，更好支撑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经济稳步的增长伴随产业体系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重化工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居民消费从满足基本需求向高品质生活需求转变，城市群和都市圈成为城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应加快有利于引领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前瞻谋划、适度超前布局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提供保障。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要顺应居民消费提档升级趋势。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水利、环保、市政设施、客运铁路、旅游公路、公园绿地等与居民生活消费紧密关联的基础设施需求显著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要顺应城镇化发展新格局。我国城镇化进入后半程，城镇格局进入加速分化期，城市群集聚效应不断释放，中心城市集聚能力逐步提升。要以交通网络建设为重点，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统筹布局城市间物流设施，推动城市间水、电、气等各类市政管网合理衔接。此外，提升基础设施普惠共享发展水平。加快补齐县城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当前，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我国国家安全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加大安全领域投资力度势在必行。要推进重大科学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要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高标准粮油仓储设施，夯实粮食安全基础。要加快新能源电源、电力外送通道、油气储备设施建设，提升能源自主保供能力。推进沿海沿边综合运输大通道向边疆地区延伸，加大能源、信息、物流等设施对偏远地区覆盖。
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应对极端自然灾害影响。全球气候变暖，暴雨洪涝、高温干旱、暴风雪等自然灾害更频繁、更极端。目前，我国防灾减灾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既有工程设施建设标准低、老化严重，加之城镇化带来人口更加聚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大，亟需持续加强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要在提高水利、电力、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的同时，加强防汛抗旱、防震减灾、防风抗潮等防灾减灾骨干工程建设，推进江河湖泊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城市防洪防涝与调蓄设施建设，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能力建设，加快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基地和应急避难场所。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应急保障能力。
加大绿色低碳基础设施投资，助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当前，我国能源、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节能减排空间仍旧很大，需积极探索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将绿色生态环保理念贯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要持续加大新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电力对传统煤电等化石能源电力的替代，推进煤电清洁高效低碳转型，加快建设与新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特征相匹配的能源储运设施。要统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提升绿色交通分担率，推进绿色交通装备标准化和清洁化，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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